杜甫何以被称“诗圣”_光明网

杜甫何以被称“诗圣”_光明网
作者:吴辰  孔子就早年说过“不学诗,无以言”,对中华民族而言,诗篇可以说是最重要的文明基因之一,诗篇不仅是诗人文才的体现,更是一个年代的忠诚纪录。提到写诗,有唐一代可谓是诗篇的年代,只要是中国人,就不会不思念长安城中的纸飞墨香、不会不惊异北地边塞的风沙苦寒、不会不眷恋那蜀地剑阁的重岩叠嶂,唐诗中有着咱们中华民族的精气神。  杜甫诗全集校注。 杨道 摄  河南开封古吹台,李白与杜甫、高适曾在此携手同游。  孟启《本事诗》。  唐人写诗汗牛充栋,即使是千年曩昔后,依然不时被人们挂在嘴边的就不计其数。可是,正所谓“李杜文章在,光焰万丈长”,一提起唐诗,每个人脑海里最早呈现的却总是“李白”和“杜甫”这两个姓名,李杜二人,一谓“诗仙”、一谓“诗圣”,其二人所代表的是唐诗的最高境地。  号为“诗史”  与“诗仙”李白比较,杜甫这位“诗圣”好像显得有些昏暗,“仙”总是潇洒的,诗仙李白可以以风为马,千里江陵一日还;可是杜甫不同,这位诗圣只是默默地行走于人世,用一支笔书写着人世的百态。但这也正是杜甫可以“封圣”的原因:天上的神仙究竟虚无缥缈,只要阅尽人世百态才称得上是真实的圣贤。  杜甫在活着的时分并不是那种名满全国的诗人。有唐一代,诗人们大多洒脱,诗仙太白更是有皇帝“呼来不上船”的风流轶事,比较之下,杜甫的日子明显太“正常”了,正常到在许多有关其时诗人活动的记载中,他的姓名也只是会呈现在不太为人所注重的角落里。乃至,就连李白也早年写诗捉弄杜甫,称:“饭颗山头逢杜甫,头戴笠子日卓午。借问描述太瘦生,总为早年作诗苦。”世人皆喜爱天才,像杜甫这样凭着喫苦而造就的诗人,是很难成为群众偶像的。  可是,缄默沉静的杜甫却忠诚地记录着年代里的悉数。杜甫生逢安史之乱,大唐正由盛转衰,前半世的奢华和后半世的冷清,杜甫记忆犹新,从“忆昔开元全盛日”到“洛阳宫廷烧焚尽”,比年的兵隳将一个强盛的王朝折腾得衣不蔽体,而诗坛也跟着国势的陵夷而逐渐失去了它的轻盈。在杜甫逝世百余年之后,诗人孟启在一片摇摇欲坠中从头发现了杜甫的含义,在孟启所著的《本事诗》中,对杜甫有这样的点评:“杜逢禄山之难,流离陇蜀,毕陈于诗,推见至隐,殆无遗事,故其时号为‘诗史’。”这是有关杜甫“诗史”最早的记载。  永存的“三吏”“三别”  杜甫身世门户不低,其先祖是晋代名将杜预,祖父是初唐著名诗人杜审言,作为京兆杜氏宗族成员,杜甫虽没有赶上宗族鼎盛之时,在日子上却也要比一般文士要好上不少。尽管身世名门,杜甫的目光却始终是向下的,他执意在尘人间打捞着诗意,将自己终身的阅历写进诗里。  天宝十四年,安史之乱迸发,潼关失守,杜甫也随之流落四方,流离失所,在这一过程中,杜甫写下了《新安吏》《石壕吏》《潼关吏》《新婚别》《垂老别》《无家别》等六篇歌行体诗作,后世称之为“三吏”“三别”。这六首诗可以说是杜甫永存的名作,假设杜甫的其他著作悉数轶失,仅凭着这六首诗,就足以成果“诗史”的美名。“三吏”“三别”勾勒出了浊世现象,以小角色的活动和心思来呈现出战役对人的损伤,不仅如此,在诗句中,杜甫还毫不逃避自己心里的对立和杂乱,战役尽管严酷,可是想要停止战役,恐怕还需要借助于战役的手法才行。这种个人、民众、年代的心情在杜甫的诗中常常呈现出一种羁绊的状况,这也正是“诗史”的精力,前史是客观的,杜甫并不想给年代下一个确认的定论,而是真实地呈现出年代的每一个旁边面,将是非功过留给后世评说。  恐怕不会再有哪部史著可以将安史之乱的情形描写得比“三吏”“三别”更触目惊心了,只是两句“暮投石壕村,有吏夜捉人”,杜甫就将世风浇漓写得如在眼前。而面临六合不仁,万物刍狗的浊世,杜甫在为生民忧虑的一起也体现出了一种不平的奋斗精力,在诗中,杜甫劝说世人“莫自使眼枯,收汝泪纵横。眼枯即见骨,六合终无情”,世风如此,仅凭长哭当歌又有何用?所以,杜甫尽管一面讥讽着官吏征兵的严酷,可是关于抗击安史乱军,他却是鼎力支持的,在“三吏”“三别”中,无论是“送别勿泣血,仆射如父兄”仍是“请嘱防关将,慎勿学哥舒”都是寄托着人们对战事成功的期望和决心,即使是那《新婚别》中的新妇,也叮咛老公“勿为新婚念,尽力事戎行。妇人在军中,兵气恐不扬”。  民心如此,战役的成功还会远吗?这也正是杜甫“诗史”的含义——前史,写的是曩昔,而面临的却是未来。  因“史”而“圣”  春秋代序、王朝更迭,与大唐的潇洒、抒发不同,宋代文坛更留意的是抒发和说理。既然是说理,前朝掌故天然备受人们推重,所以,杜甫一时名声大噪,“诗史”台甫也为人所熟知,在宋人所撰《新唐书》中,明明白白地写着:“甫又善陈时势,律切精深,至千言不少衰,世称‘诗史’。”  有意思的是,在孟启等人眼中,为杜甫带来“诗史”之名的高文,却正是写给嘲笑过他的李白的《寄李十二白二十韵》,诗中写尽李白终身:从“昔年有狂客,号尔谪仙人。笔落惊风雨,诗成泣鬼神”,到“五岭炎蒸地,三危放逐臣。几年遭鵩鸟,独泣向麒麟”,李白的辛苦,杜甫记忆犹新,想必李白在读到这首诗的时分也会唏嘘不已吧。  这世上能把诗写潇洒的人多,而能把诗写沉重的人少,能在沉重中又给人以期望的则更是少之又少。而杜甫正是这样一位诗人,他用生命记录着前史,前史也不会把他忘掉,人们称杜甫为“诗圣”也正是由于如此。  其实,杜甫又怎么可能不会写潇洒洒脱的诗呢,从少年时的“造化钟神秀,阴阳割昏晓”到暮年时的“清江一曲抱村流,长夏江村事事幽”,杜甫的潇洒是五陵年少的根柢,是大唐盛世的余波,可是,实际的动乱却使杜甫不能只流连于艺术和美的王国,那严酷与温暖并存的人人间才是其心之所系。故而,“八月秋高风怒号,卷我屋上三重茅”又能何妨?“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”又能怎样?杜甫心中,只要那足以“大庇全国寒士俱欢颜”的千万间广厦,他把关于这广厦的期盼写进了诗中,所以,他的“诗”也变成了“史”,这“史”中,是杜甫的一片丹心。(吴辰)